苹果村不相信梦想/《财经》封面

时间:2019-09-01 08:00:01 来源:OnlyLady女人志 当前位置:我以为终有一天 > 运势 > 手机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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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果村小人物的命运是中国制造困境的缩影,也是苹果公司和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变化的缩影。




划重点:

1、苹果一旦发布超级产品,昌硕的流水线工人就会暴增,大量临时工如候鸟迁徙一般入场。有人为了几千块的“返费”,有人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2、产线之上,到处都是规则,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。操作员、线长、课长、组长有不同生存法则。他们是产线最需要的人;他们积极、沉默又一无所有;他们不甘心做螺丝钉,怀揣梦想,又被现实辗轧。

3、这是种尴尬的矛盾。在数百种重复的无意义的动作中,他们参与了全球最智能消费品的制造。他们的价值看起来不可替代,时代却在用最先进的技术逐渐消除他们的存在。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接近工业4.0的人,也是唯一没有“发展”的增长。

4、在一个缺乏秩序的地方,人们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,讨回那些他们觉得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,有时是利益,有时是尊重。当利益和尊重都得不到保障时,就演变成不顾一切的反抗。

5、越来越多人有了向上的意愿,认为工厂只是生命中的必经之路,总有一天能走完这段,但猝不及防的是更现实的事情。如果流水线都外流到人力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、印尼等地,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梦想,很可能变成现实中的一地鸡毛。



文/《财经》记者 陈潇潇 编辑/谢丽容

向组长讨回那120元之前,王希不打算再多说什么。他遇上了昌硕近年来最大的产能收缩。两个月前,这个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苹果代工厂,因苹果砍单,陆续拆掉了iPhoneXR的产线。

像许多产线工人一样,之前他还讲着要改变命运的奋斗故事,他笃信流水线只是人生的必经之路,一有时间就用盗版软件学习编程。他的梦想是成为手机设计师。

现在,他和他的工友开始无班可加,一些人已经离开工厂。

事情其实早有征兆。两个月前起,苹果股价暴跌6%,市值蒸发700亿美元。2019年1月3日,苹果CEO库克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。库克预计,2019年第一财季,受大中华区的iPhone、Mac和iPad销售下滑影响,苹果的大部分营收都不及预期,大中华区营收下降额超过苹果营收下降的总额,史无前例。公开信后一天,1月4日,苹果股价又暴跌近10%。

昌硕是苹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厂,位于上海火箭村,周边习惯称之为“苹果村”,有6万工人,是苹果第一大代工厂富士康郑州的四分之一。后者的25万工人月产能可达1500万部,和硕(昌硕母公司)并未公布产能情况,但《财经》记者从相关人士处得知,昌硕每月极限产能达到500万部。

王希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,三个月前,苹果还风光地登上了万亿美元市值。所有人都预测XR将大卖,不管是产线工人,还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。

有人预计,昌硕的产能收缩很有可能将是长期的,王希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梦想了。

王希的上一份工作,是在距离昌硕不远的上海郊区工业园里生产麻将机和卫浴产品。中国走的是一条跟日韩都不同的制造业路径,既加工600美元的iPhone,也生产五花八门的廉价产品。它们的产线工人通常是同一拨人,来来回回转换。

一部iPhone要经700人的手,400个制造工序,是普通手机的十倍。把手机放进仪器,测试一分钟,显示通过,再拿出来。流程智能化改造之前,完成这几个动作就是王希的工作,比做麻将机还要简单。

“螺丝钉”,外界是这样称呼产线工人的。跟很多工人一样,王希很反感,他认为他真正的事业目标是手机设计师,微信名字叫“不一样的点”。

最接近梦想的时刻是在深圳,他在一家手机代工公司深圳亿通做主板焊接。去了三个月,就给老板陈伟荣写信,A4纸手写一整页。跟那些有学历的人一样,他获得了跟产品经理半小时的约见。对方问他要设计方案,他没给,怕想法被偷了。

苹果的硬件制造涉及数百个供应链,是上百万人的营生,整个代工生态为同一套规则和共同的利益驱使,庞杂、巨大,步调却又极其一致。

苹果公司是这个生态的顶层设计者,操作指南上一个数字的变动,就能改变中国数十万计工人的命运。

在苹果的全球第二大代工厂昌硕,已经离开了的人在庆幸,留下的人陷入一次又一次恐慌。



(苹果发布新款手机之后,相关广告充斥许多城市。图/ 视觉中国)


超级产品,超级迁徙


苹果一旦发布超级产品,昌硕的流水线工人就会暴增,大量临时工如候鸟迁徙一般入场

差不多十年前,昌硕科技所在的火箭村因华硕闻名。2009年华硕上网本如日中天,月出货量高峰可达100万台。作为华硕代工厂和硕集团的子公司,昌硕也成为上海最大的电子工厂。

但现在,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,“这里是做iPhone的”。 “PEGATRON”,这个昌硕灰色楼群顶处的橙色logo,就是华硕仅存的印记,大部分工人不知道怎么念。

今天7个昌硕厂区都在生产跟苹果相关的产品,苹果迄今为止已经卖出了10亿台iPhone,其中小部分来自和硕,大头是富士康的。

苹果订单是昌硕的生命线,也是火箭村的晴雨表。

旺季时,傍晚下工时间一到,距离厂区不远处的昌硕夜市门口就亮起了醒目的灯箱广告:“看男科到申浦”。女士胸衣店的老板娘会推荐买加厚的,这样比较受欢迎。问哪里有红灯区,“最忌讳说这个”。

还有人迷上赌博。夜市不远处,鲁迅公园里就有老虎机,昆山世硕厂区附近也有不少,连带火了夜市里的贷款生意。一家日用品店的告示牌上,正面写花呗支付,背面写花呗套现。

但是几个月的量产期一过,这些就随着临时工一起通通消失。

按照库克的看法,全球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如此快速扩大和缩小用人规模。这也造就了中国代工产业的黄金十年。2004年富士康最先看准了这种需求,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苹果的唯一代工厂。

直到2012年,和硕从富士康手中抢来了iPhone4S订单。紧接着的2013年一季度,和硕营收同比增长31%,以289亿美元的营收总额首次跻身世界500强。而富士康遭遇了十年来的最大幅度下降,营收同比减少19%。

苹果给代工厂的利润率向来隐秘。业内估计,内存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,代工费只有5美元,不过,这个价格已经高于其他手机品牌数倍。此前,受益于苹果,富士康拿到了全球电子制造业过半的市场份额,话语权也越来越大。苹果不希望富士康一家独大,其他人想分食利益,争夺战从此开始。

iPhone是全球保有量最高的智能手机,这源自苹果对于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。王希之前曾在深圳的手机小厂做主板焊接,几十个人就可以做完一部手机,最后一道质检。

但在昌硕,质检被分拆在组装、测试以及包装三大程序中的各个环节,越到后面越严格,王希所在的测试部,第一道工序就是质检。

产能和质量控制,是代工厂能否赢得苹果订单的核心。

和硕一直想从富士康手里抢走更多苹果订单,2012年起,上海昌硕厂区已扩建至现在的7个。和硕并未公布产能的具体数字,但《财经》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,正常情况下6万工人,每月能生产200万部iPhone。而富士康郑州工厂,因背靠25万庞大的劳工人群,正常产能是昌硕的7倍。

iPhone XR量产前,多家台湾地区的媒体报道,因和硕产能问题,苹果会将部分iPhoneXR订单转给富士康,这款新手机和硕的占比从三分之二降为三分之一。产能不足的原因是工人短缺。

这也是一到旺季,昌硕就需要大量临时工人的原因。如何快速召集起足够的人工,并进行有效管理,一直是头疼的事情。

比起成为昌硕的第一批苹果产线工人,林丹更享受他在传销组织的日子。到昌硕的第一天晚上,他就丢了手机。“新买的华为u8800,sim卡还没插上。”那是2012年一天的凌晨五点,林丹在工厂宿舍醒来,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,两小时后起床,手机没了。

从2012年开始,几乎苹果每发一次新品,产线工人就更换一轮。用人高峰期也是离职高峰期,宿舍时有小偷。和林丹一样,2017年王希刚到时也不太顺利,不能像以前一样,用盗版软件画手机设计图了,害怕电脑被偷。

2018年中秋前夕,在一个火箭村爆红的视频下,王希长篇大论讨论苹果产品路线的失败,他提前一个月看到了XR样机。《财经》记者问他为什么,他说,“又是刘海屏,没有任何创新,我无法容忍这种设计。”

那时,苹果公司直奔万亿美元市值,预测新品XR会大卖,分析师把预期调高至了总销量的四成,和硕最终分到了2400万部订单。订单量这么大,昌硕连夜拆掉iPhone 8产线,架起32条新线生产XR。那时,没有人知道两个月后会发生什么。

苹果订单一来,中国数十万临时工人的迁徙开始了。丽丽是其中一个新进的临时工。



(每年八、九、十月都是昌硕招人的最旺季。摄影/ 本刊记者 陈潇潇)

在这家世界500强的面试现场,她拿出大专学历证书,对方看了一眼,然后要求她背出26个英文字母。

因为人多,屋子里充斥着各种人的汗味。和她同处一室的,有纹着花臂的大叔,也有断了小手指的中年妇女。一个不会背字母表的男人,被叫到一旁,跟着工作人员念了一遍又一遍。那天上午结束后,所有人都签了合同。一个录入指纹分不清左右的男人,也被录取了。

丽丽没有确切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她为什么当年从当地专科学校毕业后就离开老家。她一开始也没有说,当从一个招聘群中看到能赚“返费”时,钱已经快花光了。她只是在决定动身前,用百度搜了一下,“昌硕,世界500强。”

返费,可以理解为工厂给流水线临时工人的额外奖金。昌硕通过返费高低调节临时工的规模,旺季时,加高返费,淡季时降低返费,像海绵吸水一样灵活。不需要任何技能,外加一笔返费,就可以调动中国200万流动人口的积极性。

即使头一次来的人,也能感觉到火箭村的躁动。一下出租车,三五个摩的男女迅速围过来,“美女,找工作吗?”工厂保安室就在10米远的地方,上面贴着醒目的报警电话。

其中一位自称昌硕员工的李姐说,现在“返费”涨到了7800元,跟《财经》记者之后遇到的所有“招聘人员”一样,她脖子上挂着昌硕工作牌。

和丽丽一样,中秋前夕来这儿的都是找工作的,而找工作十有八九是为了返费。

丽丽最终承认,自己是来赚返费的。中介给的许诺是产线做满45天,达到要求,就有返费。在这里,返费让所有人实现了某种平等,学历的意义为零,想赚返费,就上流水线,成为数万产线临时工的一员。

工人召集的速度比预想中要快。中秋节一过,返费的数额就从峰值的7800元降回4500元。

丽丽被安排进了十人的外宿间(厂区宿舍不够用,昌硕在厂区外给临时工设置的临时宿舍),墙面裂开几条缝,女工们晾晒的无磁内衣遮住半边窗,光线很暗。她摸了摸床褥,有点儿潮,跟管理员说,不干了。

到那一刻,丽丽才说,离开老家是为了逃婚,在这不会有人认识她。只是没想到,从一个糟糕的地方到了一个更糟的地方。

工厂既用返费吸引人,也用返费拖住人。做满相应天数,结费的日子也会再被多压半个月。如果在此之前擅自离职,叫“自离”。不但返费拿不到,还会进入人事的黑名单,半年内不仅不能再进昌硕,富士康也不要想。

工人做到多少算让工厂满意,最后能拿多少,都没有一个标准,反正它们不会出现在合同里。一个昌硕工友群里常年贴着这样的广告:找工作被骗只有两种人,一是异想天开的人,二是陌生城市的小白。

中介神通广大,“如果你想,免费消黑名单。”他们不仅从工厂赚取利润,也从工人这边赚钱,提供从招工、面试到消黑名单的一条龙服务。

昌硕把部分的临时工招募外包给中介公司,又在厂区到处张贴“不要通过中介进厂”的警告。一位接近昌硕人事部的员工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这种办法是可以提高招人的速度,而且,如果因中介出了什么问题,昌硕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。

苹果订单的逐年增加,返费也在逐年翻番,这是为了吸引更多工人。周边的生意机会也急速膨胀,在火箭村每走几步就有中介公司,叫法千奇百怪,劳务公司、招聘公司、派遣公司⋯⋯但哪家真的跟昌硕有协议,谁也说不明白。

如果说做这行有什么诀窍,就是隐藏好自己的中介身份。

两分钟内,阿金已经从名牌包中,摸出了随身携带的劳动合同,指了指上面的昌硕公章,表明自己不是骗子。如果愿意,可以马上签。

按照阿金的说法,李姐是“黄牛”,在食物链最底层。每帮中介公司拉到一单,分到人头费50元到几百元不等,他们的许诺都不靠谱;黄牛上面是小中介,再往上是12家派遣公司。但问他属于哪一层,阿金笑而不语,只是指了指脖子上的昌硕工牌。

“怎么样,考虑好了吗?”在夜市的一家麻辣烫店,阿金问一个还在犹豫的女孩。用他的话说,姑娘赶上了昌硕史无前例的福利期,为了产能,开始放水。

“不会背字母没事,大面积纹身不是问题,临时身份证也可以。但如果有残疾,要提前说。”总之想要进昌硕,阿金就有办法。一位华硕时期的昌硕老员工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在十年前,这几乎不可能。

阿金年纪不大,眉毛是时兴的韩式永久眉,左手戴着金貔貅手链。朋友圈显示,他有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,以及堆满人民币的办公桌。产线上严禁拍照,阿金可以搞到产线美女的摆拍,再配上一句心灵鸡汤式的劝慰:“没有失败的人,只有懒惰的人。”

但阿金发得最多的是给工人的转账记录,“返费绝对不愁。”拿给王希看,笑《财经》记者没见过世面,“微商的宣传手法知道不?”


规则和潜规则


产线之上,到处都是规则,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。操作员、线长、课长、组长有不同生存法则

职业教育只有两天,中介把工人送进厂就不管了,之后都是随机分配,运气不好就去了组装部。四十几个工站,一天八小时基本要站立。如果被分到组装部打螺丝,那就是“不幸中的不幸”。

产线上有句话,打螺丝没有打到过手的,不是真熟练。

李磊第一天就打到了手。起头很细,直接扎进大拇指,流了很多血。忍住不敢叫,产线上严禁说话,领导会骂。也不敢报伤,不然领导又会骂,“难道你没有用模具吗?”总之,“骂到你哭。”

模具是一大块铁,很沉,手机放好后用手拍一下,“啪”的一声合上,只露出三个孔,再上起头,总共四步。螺丝打上去只要一瞬,几乎不到1秒,苹果依然为此设定了必须遵照的标准操作。

苹果认为标准化操作保证了动作的精密度。但对工人而言,螺丝孔太小,起头遮住视线,速度起不来。如果是新手,还容易打滑,螺丝掉进模具,一拍屏幕就碎了。次数多了,上报课长签字,也要挨骂。

学会这一套,螺丝平整又不伤到屏幕,至少半个月。真正的熟练是不用模板就能快速做到这一切。后来李磊可以一个人干三人的活儿。但如果被稽核人员看见就算违规,记下名字,上报挨批,标准称呼叫“稽核”。

打破规则就有代价,没有磨具,稍不注意就打到手。可宁愿打到手,也不能速度慢,因为后者代价更大。工厂的目标很明确,不管什么原因,产量必须达标,否则就得无偿加班。李磊两手一摊,“你要钱,他要命。”

所以打螺丝需要产线上最灵活的人。线长会挑人,活不活络做两天就知道,不行就换掉,李磊属于灵活的。稽核员一来,线长使眼色,他手一抬,磨具立马套上,改成正常操作。熟练不仅指速度,也指在规训与犯规之间的自如切换。

但一旦产能增加,不少工序必须默认违规,否则产量达不到。2017年iPhone8产能暴增时,厂领导来巡视,发现一个工站上有作业员没按手册来,大吼一声,勒令改过来。

产线不能断,一断就积压。几分钟后再回来,那个工站积压了上百台机器。李磊回忆,那位领导当时呆住了,什么话也没有,“灰溜溜地走了”。耽误量产的后果他负不起。

五六年前,昌硕没有那么多规章条令。但现在,苹果公司是一切规则的制定者,几百个制造工序都有标准手册,不按手册来,都算违规操作。产线上说话、不戴帽子,也在稽核范围内。

稽核员不是个讨喜角色,每天必须抓出两个违规完成KPI,有人因此挨揍。尽管如此,稽核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职位:每天就转个两圈,夜里还能找地方打盹。要做上稽核员得有门道。

《财经》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,在工人人数与机器数不变的前提下,昌硕一个月的产能极限能达到500万部。王希称,iPhone XR拆线前,一个组的产能从4000部调高至极限的6300部,400人十小时做完。

产能暴增的代价就是报废的手机堆积如山。再熟练的作业员,遇到产能增加也要打滑,不是划伤外壳,就是压碎屏幕。不良率从平时的两三百台开始翻倍。

王希有时看着觉得实在可惜,那么人性化的iPhone手机,生产过程却如此狼狈。一部手机几乎没有不出问题的环节,一旦返修就要人工拆掉,取出那些可以用的零件,投入下一次使用,费时费力。

产线上一切都争分夺秒,精神处于极度紧绷状态。抽烟能解压,但规则又来了,只能在抽烟室抽,每日每个人有配额。有时烟瘾上来了,王希就打报告去厕所,但洗手间门口总是排长队。过安检时,把打火机藏在帽子里。

觉得不合理,也很难反馈,这时候他开始怀念起深圳的小厂,“至少可以给总裁直接写信。”

在机器完全替代人工之前,这些无穷无尽的规则保证了苹果产品的质量标准,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,不去挑战,成为沉默的螺丝钉。忍受不了就走人,工厂也不怕,因为他们会再回来。

如果没有混上线长,这是大部分人的处境。

线长既要保证一条流水线的效率,又要让流水线工人服气。工资只多100元,但如果能“混”,好处就多了,更重要的是戴上红帽,成为最小的“管理层”。

只打了一个月螺丝,李磊就当上了线长,工作变成处理异常,比打螺丝轻松不少。可以随意走动,如果活儿少,就找地方打盹儿。

他是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所有人中,唯一没有被稽核揪过的。这需要惊人的熟练和耐力,但更多时候是社交技能:多拍拍领导马屁,下班请女孩们吃吃饭。稽核员一半是女孩,李磊都认识。

因为人缘好又苦干,前任线长一走,几十号人中,组长选了李磊顶上去。“机灵点,混得开。”他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一开始他要求看记者证,确认无误后,才加微信,开口就是“美女,你气质真好”。

混得开才能在产线上游刃有余,比如从严格的白班换到相对宽松的晚班。他允许工人说话,稽核来了就使眼色,这就是李磊服住下属的办法——善于让别人喜欢他,“12个小时不让说话,可以把人憋死。”但活儿总干不好的,他照样会骂,实在不行就想办法换掉。


认命还是挣扎


他们是产线最需要的人;他们积极、沉默又一无所有;他们不甘心做螺丝钉,怀揣梦想,又被现实辗轧

李磊因为厌倦做美容美发来了昌硕,在这里干活就行,不用向客人推销各种产品。“推销是谎话的一种,辣条也要说成人参。”父母本想让他学厨师,他觉得脏,选了美发。

从美发技校课程中的各类推销视频和锻炼口才的书里,李磊领悟了社交的心理技巧。他人老实,看见女孩就大脑空白,小时候还自闭,做包工头失败的父亲经常凶他,因为这个他想过自杀。

李磊觉得,如果一个有自闭倾向的人进昌硕,“他什么都得不到”。做美发销售接触的都是人,起码能变得会说话。

除了打螺丝,李磊学到的唯一技能就是解开锁死的iPhone,这件事他做了上万次,但换了其他手机就没办法了。与各种规章制度一样,昌硕流水线上的一切工具和设备都依照苹果公司的要求量身定制,包括螺丝在内都是非通用件。

这意味着“在那里学的就只能在那里用”,职业技能和资质不会因为时间长和熟练增进。换一个地方,一切又要重头开始。“你可以去富士康,但那又有什么区别?”

离开昌硕前,李磊做到了分组长,比组长只矮一级,基本已经是一个普通流水线工人能够够到的顶端。做了组长才进入真正的管理岗位,工资涨到6000元以上,但没有学历基本不要想。如果要从产线升也可以,至少熬三年,像大多数人一样,李磊熬不了。

有时候,即使有学历也不见得有用,本科文凭进来直接就是4级,也就是组长,但要再往上爬,要看领导意思。

想当手机设计师的王希不稀罕,“组长算什么,组长上面还有课长,课长上面还有部长,厂长都不算什么。”他经常见到厂长,穿着同样的粉色工作服,“大家都是打工的。”

林丹就是李磊说的那种什么也得不到的人。打骂下属的事他做不来,阿谀奉承贿赂上级也不行。2012年底离开昌硕后,林丹去了一家快递公司,本想以管理者的身份离开,可就是“运气不好”,混了六年底层。后来他也承认,也许就是因为和这些规则拧着来,人生才发达不起来。

这个社会就是如此,跟产线上一样,到处都是规则,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。李磊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,干满一年,他去杭州做回了美容销售。

iPhone XR线一搭上,即便是厂区里的正规宿舍,每间宿舍也多加了一张床,门口被堵住半边,进出要跨过。小偷猖獗的时候又到了。就算笔记本在宿管处登记过,跟六年前林丹在时一样,丢了也基本没戏。

王希想着自己的大事,他决定搬出去。一是方便用电脑,能上淘宝是其二,网购很方便,有时买内裤还能多送袜子。

王希认为,他们是昌硕最想要的那种人,积极、沉默又一无所有。就是离开,也可能再回来,因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。

2018年7月王希想离职回老家,花两个月把编程学了,“不见得要多精通,但一定要懂,搞设计迟早会用到”。这是过去一年多他第二次决定要走,这一次,盗版软件都下好了。家里人劝来劝去,他又妥协了,他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劳动力。

他30岁了,是整条线上年纪最大的。流水线考验体力,20多岁后,加不动班,薪水跟着下降。王希本来硬扛,有一天下工后,他头痛到眩晕,才感觉到了这种恐惧。

但更让他恐惧的是,30岁,这个改变命运的最佳年龄段,他可能要错过了。

线上有个工人,每周六去上设计培训课,学费交了3万元。因为能交流软件界面,王希唯独与他聊得多。这个工人想学成后改行做家装设计,平均工资能到1万元。“有那么点改变命运的意思。”王希说。

昌硕周围有很多培训机构,美容美发是最普遍的,也有厨师、电脑编程,总之是与流水线所需要的不同技能。

王希说,如果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那不叫梦想。“梦想不是为了钱,钱只是梦想达成后的附属。”这几年的挫败和年龄增加了他的无力感,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梦想。

昌硕也有设计部门,他向人事打听过要不要人。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,而是好奇他为什么要问,不然理解不了他的动机,他当场愣住,那个瞬间,他觉得还是不要挣扎了。

没过多久他请组长吃饭,把一条云烟和几袋槟榔摆在组长面前,他知道组长湖南人,爱吃槟榔。几天后,他如愿做上了线长。他突然明白,“除非你有足够资本和人脉,就像王思聪,否则想法都是空的。”

《财经》记者强烈感受到很多工人不满于现状的挣扎。他们想过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。

李磊曾梦想做演员,微博简介一栏,至今都写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职业技校。

“是真的吗?”《财经》记者问。

“假的,想都不要想!王宝强也是遇到好导演才火的。”他说。

但他还是见人就说,2018年春节他的姐姐去横店当了一天群演,赚了120元。这就是他与“演员”之间的唯一联系了。

2018年8月,苹果公司股价突破207美元,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。昌硕也更新了智能设备,但不在产线,而是安装在厂门口的人脸识别,用于防止iPhone的泄密。王希当上线长,工资涨了100元。

他经常从科技新闻中看到“工业4.0”这样的字眼,解释不清那是什么,只说机器取代人工。富士康计划2020年让中国工厂的自动化率达到30%。



(苹果CEO蒂姆·库克曾经多次参观富士康郑州苹果代工生产线,而上海昌硕的年轻人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,他们通常安静但充满向上的欲望。图/ 视觉中国)

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,产线越智能对人工的技能要求就越低。王希所在测试部是目前技能要求最低的地方,也最容易被机器取代。华为的一条智能产线上,整条线只有六个工人,测试环节全部由机器完成。

王希和他的昌硕工友们隐约有一种不安。一位做masa组装(home键组装)的工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他的价值体现在两个“NO PASS”。这个工序需要两种机器的组合,但就目前机器的精密程度,它们有时放不到一块,10个中有2个不通过,必须人工。这两个不通过,就是工业4.0和他的距离。

这是种尴尬的矛盾。在数百种重复的无意义的动作中,他们参与了全球最智能消费品的制造。他们的价值看起来不可替代,时代却在用最先进的技术逐渐消除他们的存在。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接近工业4.0的人,也是唯一没有“发展”的增长。

流水线上漂浮着主动或被动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。手机设计师也好,美容美发师、演员、厨师也好,他们的退路看起来各有不同,其实都是挣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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